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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汉书挂牛角 文化剑客走天涯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间:2019年09月11日 字体:

书名:《中国文化课》作者:余秋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夫之楼

中国文化,浩如烟海,纷繁复杂。哪些才是值得代代珍藏的民族瑰宝?什么才是影响群体千百年的文化基因?如何快速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系统?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面向普通公众讲授的中国文化通识课。在书中,你将与他们相遇:老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王阳明……每一个都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巨匠。

你将获得读懂它们的方法:《诗经》、《论语》、《道德经》、《史记》、《心经》、《金刚经》……每一部都是铸就民族性格的原典著作。

你将真正领略它们的美:《兰亭序》、《祭侄稿》、《富春山居图》、敦煌壁画、云冈石窟、昭陵六骏……每一个都是光耀千年的美学奇迹。

你将永远铭记它们的背后意义:文明门槛、轴心时代、魏晋风度、整体诗性、家国同构、简易思维……每一个都是破解文化基因的关键词。

顾炎武虽然高度评价了黄宗羲,但在我看来,他却有三方面超越了黄宗羲。

第一方面,他在信中提到的《日知录》,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书中所说的几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的文化界人人皆知,并在民间广泛传扬,简直可以与孔子、孟子的格言等量齐观。相比之下,包括黄宗羲在内的其他学者,都没有留下这种感染全社会、激励普天下的格言、警句。

第二方面,他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等著作中,对历史、典制、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创见,全都言必有据、疏通源流、朴实无华,成为后来乾嘉学者建立考据学的源头。乾嘉考据学也就是“朴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纠错、疏通,功劳很大,而顾炎武应荣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代一批批饱学之士的虔诚敬仰。

第三方面,他的路,比黄宗羲走得更远。他化了名,带着两匹马、两匹骡,驮着一些书籍,走遍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一边寻找自己未读之书,一边考察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尤其是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询问退休的老兵,探索宋代以来的兵阵结构以及败亡的原因。这也是当时其他优秀知识分子所未曾做到的。与黄宗羲一样,顾炎武早年有抗清的背景。家乡昆山在抗清时,死难四万余人。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重伤,嗣母绝食而死。顾炎武一直与反清武装保持着秘密联系,因此遭人告发,被拘留,被击伤。直到目睹反清无望,才投身于旅行考察和学术研究。

我本人对顾炎武最为着迷的,是他在长途苦旅时的生命状态。他骑在马背上,一直由沿途所见所闻对比着古代经典。他记性好,很多经典都能默诵出来。有时几句话忘了,就下马,从那匹骡子驮着的书袋中找到原文来核查。这种在山川半道上核查书籍的情景,令我十分神往。他有一句诗,很早就打动了我的心,叫作“常将汉书挂牛角”。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这牛也就成了一个移动图书馆,这人也就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旅行者。那么,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化正与一个伟大灵魂一起,在山川间流浪。

记得二十年前香港凤凰卫视的台长王纪言先生找到我,希望由我任嘉宾主持,来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我要面对一个个陌生的遗址,天天在镜头前讲述。王台长说:“我们准备在国内为你设立一个由一群博士生组成的资料秘书组,每天通过网络电信传送你所需要的当地材料。”我立即拒绝了,说:“最重要的是现场发现。”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就是顾炎武,他身后也没有秘书班子。他不是用书来证明路,而是让路来反证书。我因为走到了全世界最荒眛的地区,更是无书可寻。因此,只要有人问我书和路的关系,我总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路,就是我的书。

顾炎武最后在山西曲沃骑马时失足坠地而结束生命。这真是一个毕生的旅行者,连死都死在半路,死在马下。

我去昆山的顾炎武故居,总会默默地念叨,这正是你万里行途天天思念的地方,但是,你已命定,只能把人生的句点,画在遥远的半路上。我在他的故居里突然想起了他的那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顺着感叹一句:“天下无涯,匹夫有家。”

“三剑客”的第三名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样,一直在改朝换代之际寻找着抗清复明的机会,屡屡碰壁,满心郁愤。他一次次长途奔走,例如在酷暑中到湘阴,调解反清武装力量内部的矛盾,后来又向辰溪、沅陵一带出发,试图参加反清队伍,只不过没有走通。他甚至在清政权建立后参加过“衡山起义”,溃败而脱逃。后来,他看到反清复明已经无望,而反清的队伍内部又矛盾重重,就改名换衣,自称傜人,独自讲学和著作。

王夫之对社会历史的批判,与黄宗羲、顾炎武很接近,同样是对君主专制提出了明确的否定。在批判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上,他可能比黄宗羲和顾炎武更彻底。但是,大家一定已经感到,我对他们“三剑客”的介绍已经花费太长时间了,使课程的其他部分产生了体量上的不平衡,那就只能委屈这第三位“剑客”了,点到为止吧。其实我对王夫之还是有很多话可讲的,例如我很赞成他关于“气”重于“理”的观点,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论述。

王夫之遇到的致命障碍,也与“三剑客”里的其他两位一样。

第一,他们为社会看病、把脉,把病情说得很准,但找不到医病的药方。他们也开了一些药方,却不知道药从哪里找,怎么配,怎么吃。

第二,他们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但找不到真正的“被启蒙者”。他们也有不少读者,但与全社会的整体启蒙,还有漫长的距离。

前不久,王夫之的家乡湖南衡阳,要建造一幢高大壮丽的楼宇来纪念他,当地很多文人学者选来选去,选中我为“夫之楼”题名。我在接到邀请的三天之内,就写了“夫之楼”三字送去。很快就有照片传来,夫之楼确实非常雄伟,中间牌匾上刻着的,正是我写的那三个字。这也就让我表达了对这位杰出思想家的崇拜。

由此我产生一个小小的联想,山西和陕西的朋友,能不能再考证一下,找到顾炎武跌马而亡的地方,为他立一个塑像?塑像上,可以刻下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因为胸怀天下,才远离故乡死在这里。

记得在欧洲,但丁的家乡佛罗伦萨一直想把但丁的墓从他的逝世地迁回。逝世地在哪里?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但是,拉文纳坚决不同意把但丁墓迁走,只允许故乡佛罗伦萨在墓前点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来表达故乡对没有留住这位大师的歉意。因此我曾一再建议,只要是中国文化第一流巨人留下脚印的地方,都应该表示一个看得见的态度。这就可以让他们的漫漫苦旅,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线景观。

在这“三剑客”之后,中国的精神思想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血性男儿了。在他们身后,清代出现过“康雍乾盛世”,后来又必然地走向衰弱。但是,即使是所谓“盛世”也不是他们几位愿意看到的模样。“文字狱”变本加厉,言论自由被全面扼杀,再有学问的文人学士,也只能投身在考据学中整理古籍,或者参与国家级的“盛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修。这种文化工程当然也很有意义,但在整体文化走向上,已陷入“以保守取代创新”、“以国粹对峙世界”的迷途。在“三剑客”相继谢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几乎陷于灭顶之灾。直到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千年败局终于横亘在眼前的时候,我想,九天之上的历历英魂都在悲呼长啸。“三剑客”身上的佩剑还未生锈,佩剑边上的披风还在翻卷。

“三剑客”的余风,投射到这场历史性灾难的前后,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例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他们的诗句和著作感天动地,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中国朝野基本上没有接受他们。他们苍凉的呼吁,飘散在混乱的枪炮声中。再过半个世纪,人们才又关注到精神思想领域的另一些响亮名字,那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这是一群新的文化剑客,他们拼尽全力,要把中国拔离出陈腐、专制的老路。他们秉持独立而又自由的思想人格,焕发着睥睨权势、纵横天下的壮士之风,今天想来还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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