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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短篇小说:成为“无处不在的普通人”

文章来源:《文艺报》 作者:马兵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字体:

2019年岁末,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的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题为《温柔的叙述者》的获奖演说在全球广为传播,演说对于何谓“文学的经验”、第一人称叙事的意义,以及如何在信息超载的当下重新理解小说的“故事性”和“寓言性”,皆给出了精彩的阐述。托卡尔丘克谈到:“是经验,而非事件,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素材。经验是已经被解释并存在于记忆中的事实。它也指我们脑海中的某种基础,指含义的深层结构,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展开自己的生活,并对其进行充分而仔细的检查。”基于这种对人类之经验的理解,托卡尔丘克认为故事的主人公不应只是顾影自怜的自我,而应该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人,但同时他也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的细节”,即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通人”。

托卡尔丘克的观点与我们熟知的经典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独特的‘这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托卡尔丘克又并非是一个现实主义立场的写作者,这个说法其实道出了文学处理个体经验的意义之关键,无论具体秉持什么美学和思想立场,优秀的写作者要具备从自我出发而以对人类的关切为目标的自觉和抱负。以此为参照,阅读2019年的中短篇小说,那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恰恰印证了托卡尔丘克的看法,这些小说塑造了众多“无处不在的普通人”,他们的痛痒密切关联历史与时代,展现了作家对共同体命运分享的庄严与温柔,也展现了“促使读者将片段整合成整体的能力,以及从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导整个星丛的能力”。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不少文学刊物都开辟了献礼的专栏。历史纪念的文字不好写,要在那么多红色经典的掩映下,写出新时代对于伟大革命事业的新理解,达到“情深而不诡”的境界更为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的《炖马靴》、王松的《红骆驼》等作品就显得殊为难得了。

《炖马靴》是一篇有着鲜明迟子建风格印记的小说,无论舒徐细腻的文风,还是以温暖拯救暴力的主题,成就这篇小说的关窍在于对父亲和追杀他的日本士兵舍命相搏又生死相依的关系的处理。在很多类似的作品里,让嗜血的鬼子兵良心发现,在战争的铁幕里加一点赎罪和自忏的佐料,似乎便可以成全一个完整的人。《炖马靴》并不是这样,小说虽用笔节制,但并不规避战争的残暴和人性的深不可测,日本兵在生命最后的表现不像是对参与战争罪孽的自省,而是人之将死的哀矜和对故土亲人的不能忘情。父亲对他遗体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展现出的不是多么超拔的尊重,而更多是作为人的一种共情,只是在极寒的雪原之上,在酷烈的战争背景之下,这份共情才显得那么高贵。小说里另设一条瞎眼母狼的线,在赋予故事传奇色彩的同时,也写出“狼犹如此,何况于人”的感喟。

《红骆驼》歌咏的是戈壁滩上为中国国防事业而隐姓埋名的英雄,题材当然说不上新鲜,但王松在这个小说中,借母亲暮年时执拗的回访,通过母女二人视角的变换,写出了两代人对小家与大家之关系的和而不同的理解,追问并思考无名英雄牺牲的意义。小说在情感的控制上非常讲究,让围绕父亲的几个女性的情感始终都处于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以避免让个体的抒情蹈入那种惯常的宏大升华的轨道。小说对理想信念的敬重和守护自不待言,它也同时尊重了母亲当年的选择,这种历史之同情内在地呈现了小说更丰厚的人性关怀。就像纳丁·戈迪默说的那样,作家对世界的影响就在于“使这个世界更富有人性”。

对于共和国70年的书写,当然不只《红骆驼》这类注目于家国情怀的英雄叙事,还有一些小说将重要的历史节点加以串联,将平凡个体的浮沉叠印其上,以散点透视的形式写出了时代之变,较有代表性的有王蒙的《笑的风》、孙频的《狮子的恩典》、张新科的《大庙》和韩松落的《春山夜行》等。

熟悉王蒙的读者在阅读《笑的风》时,一定会在主人公傅大成身上看到当年《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影子,小说的语言有王蒙一贯的劲道,傅大成50余年的人生履历,饱含着时代变迁的各种讯息,而“笑的风”的命运相随也成为历史记忆的特别佐证。《狮子的恩典》写一个厌倦北漂的归乡女性在几乎被时间抛弃的县城的旧式柜台里,邂逅了掩藏多年的悸动和心事,也洞察了时间残忍的力量。小说叙事极具耐心,让人时时低回于过往犹在的质感里,也显示了写作者重构“80后”经验史的用心。《大庙》写古镇司马楼一座建于宋代的古庙自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直到新世纪50来年的变迁史,大庙从寺庙到影院再回到寺庙的功能循环,从一个侧面映照出时代主题的变换,与大庙相关的诸人随庙起落的人生成为时代微小却也深刻的注脚。小说有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文风不免戏谑,然而对人的关怀还是历历可见的。

《春山夜行》于诗意的题目之下写小商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主人公周德光身上浓缩着无数小城出身的普通人怀揣致富梦想而眼活手活、勤劳打拼的奋斗故事,他跟着父亲种过果树,贩过焰火,倒过化肥,卖过月饼,开过彩票店、麻将馆,最后转做酒水销售。小说有两处写得很动人。一处是周德光去拜访经销商金老板,这金老板与周德光一样有从底层奋斗而来的人生,小说着意写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写他从卖对联起家的艰难创业史,以及出生入死的战友对他的倾囊相助等等,这些情节的穿插不但活泼地写出了小城商人遵奉的“心诚”和“活络”的商业规矩,也让小说对历史、对众生有更深的关切。第二处便是结尾照应题目的“夜行”,在平原的土地上,在杏花的香气里,周德光无限渴望家的温暖。这个收束显得过于文气也有些刻意,但我们又能理解作者的用心,这盎然的春意和安稳的夜晚无疑是对努力拼搏的周德光们最好的安慰与犒赏。

与历史的对话和潜对话之外,2019年的中短篇小说当然也少不了对当下的记录和证言,这些小说所关注和呈现的经验也深刻表征了时代,尤其见出一部分人的心理镜像。

两位青年作者的短篇卢德坤的《逛超市学》和王姝蕲的《比特圈》虽然在叙事风格和节奏上完全不一样,但恰可参看,因为无论是“死宅”一族的生活实录,还是比特圈矿工关注的区块链技术,在既往的文学作品中都鲜有关注。《逛超市学》在细密的物的描写中出色地勾勒出一个宅男的面影,提供了定期流连于各种超市的新“城市漫游者”的形象,也提供了对宅男群体心理之困的一种思考。王姝蕲的《比特圈》聚焦点是新技术,重心却在人的精神处境。因为“挖矿”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所以虚拟货币的逐利者把矿场设在了西南偏僻的小水电站边,“挖矿者”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参与着全世界最疯狂的财富游戏,身体的欲望与心理的挣扎都令人惊心动魄。

鲁敏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是一部相当有分量的中篇,作者自言这个小说是想“以虚构的方式来致敬和反讽非虚构”,因此小说关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话题,那就是自媒体语境和后真相时代里被社交软件催生和加速的精神变异。小说从一个新媒体从业者调查某少女的自杀事件写起,为了“10万+”的传播效果,“我”的调查以貌似中立的非虚构为名,企图给这个真相不明的自杀事件安排尽可能多的博人眼球的故事。一面是微信里的喋喋不休和朋友圈中华丽的自我人设,一面是父女、恋人和朋友两两彼此间巨大的心理隔阂,这种分裂无疑是当下新媒体和社交景观的一个普遍症候。乔叶的短篇《头条故事》写某刊物主编因为一则小状态被网络传播发酵而造成舆情的暴力,关注点与《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不谋而合。

2019年还有两类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也致力于对人的心理世界的开掘:一类以黑孩的《百分之百的痛》、邵丽《天台上的父亲》和雷默的《飘雪的冬天》为代表,这些小说从老人的离世入手,在回望的哀恸里观照人性和人心;一类以双雪涛的《起夜》、米荆玉的《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蔡东的《来访者》和宋伟的《从歌乐山上下来》等为代表,写夜游症、强迫症和抑郁症这些心理暗疾带给人生的阴翳。

《百分之百的痛》仿如直白的记录,却在陈实又隐忍的叙事中,呈现了中国多子女家庭被亲情和利益牵扯而纠缠不清的一种现实,唤起无数有相同处境读者的共鸣。小说的叙事者是生活在国外、无法在母亲生病和去世时回国照料的女儿,她不断地与姐姐、兄长通联,也不断地揭开家庭和睦的表象之下亲情的离心和溃散。因此,小说所谓的“痛”,既指失去至亲的空缺,也指家庭伦理的畸变。《天台上的父亲》也是一篇具有伦理反思意味的佳作,众子女以关爱为名对父亲的照顾,反而导致了父亲的自杀,小说通过反讽的情节传递出了天伦骨肉的关系中所谓的尽孝与真正的理解间那内在的紧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的,道德的悲剧在于道德意识不能战胜自私、贪婪、嫉妒和恐惧,因为后者这些情绪都具有假借善而显现的能力。《百分之百的痛》和《天台上的父亲》的难得在于,没有把道德经验简约化,而是彰显了对人性和伦理复杂性的省思。

《起夜》《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来访者》等聚焦有特殊心理暗影的人群,这当然是少数人,可这些无法被现代的均质和标准逻辑化约的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余数”,不但与个体有关,也关联到他们置身其间的那个广袤复杂的人生,他们的精神裂变既是自我反抗生成的后果,作家也借此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之相对的,如徐则臣的《青城》、赵志明的《参与商》则力图给暗礁丛生的人生另一种理想的理解。《青城》写女主人公青城试图超越庸常人生的精神努力,也不是什么新鲜素材,但在作家收放自如的叙事之下,青城努力中的坚持、隐忍和放弃都闪烁着令人尊重的光芒。《参与商》用箭矢一般锐利的笔触,写下了理想主义的潜滋暗长,也写下了生活的真相其实是在诗意精神之地的别处。

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看,2019年中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普遍体现出自觉和鲜明的结构意识,尤其突出的是“戏中戏”的结构运用,像戴冰的《张琼与埃玛·宗兹》、马晓丽的《手臂上的蓝玫瑰》、班宇的《双河》,以及前面提到的《起夜》等都打破了小说的闭合逻辑,不再追求有头有尾的圆满的情节,有意识地利用双线叙事的缠绕制造空白和反差,有效拓展了小说的心理和事实空间,也抵制了过于直白的叙事完成。

以戴冰的《张琼与埃玛·宗兹》为例,这个小说体现出高超的叙事智性,像麦克尤恩的《赎罪》和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一样,它内在地包含多个有互文关系的文本:一个是作家要致敬的博尔赫斯《埃玛·宗兹》,一个是一鸢剧社的导演马玲邀请叙述者去撰写的剧本《埃玛·宗兹》,还有一个是叙述者与黑出租女司机的相逢故事。三个文本相互补充,又相互拆解;三个文本的女性主体时而易位,时而对位。而且作家并没有像先锋文学那样把后设叙事的把戏作为重心,几个文本繁而不乱,在带来机巧的叙事的同时,又密实地写出了现实女性遭遇性暴力的疼痛和隐衷,并激起读者不同层面、不同理解的情感判断。

马晓丽的《手臂上的蓝玫瑰》乍读起来,仿佛不过是在层出不穷的底层叙事里再添加一个自幼失爱、遭遇下岗、不能生育的东北女工,但是小说一面渲染大华深陷困境而精神并不沉沦的生命热诚,一面用她的雇主女作家对她经历的窃取和寄生,质疑了底层叙事对底层真实经验的遮蔽。大华对人生的善意和对雇主的真诚,被以她为主人公的小说狠狠嘲讽了。《手臂上的蓝玫瑰》的“戏中戏”结构不但写出了阶层的悬隔,也带给小说复义的思考。

综言之,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淬炼和创意写作浪潮的裹挟,我们在2019年最“老实巴交”的故事中也能看到一点溢出常规的机巧,同时,我们也能在最“花头”的叙事中看到对故事的别一种珍视。该如何理解作家们的不约而同呢?帕穆克说,小说艺术依赖于小说家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怎么讲”和“讲什么”的这种有趣的均衡不妨也做如是观吧。当然,“讲什么”和“怎么讲”的关键在于,它们如何回应文学的初心,让我们回到托卡尔丘克的发言:“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由于它的本质涵盖了心灵的哲学,也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物内在的合理性与动机,揭示出他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惟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们的逻辑,分享他们的感情,体验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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