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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有必要聊聊“疫情时期的艺术”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时间:2020年04月11日 字体:

疫情对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疫情提供了艺术创作大量的素材,艺术的创作和传播会使人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灾难和疾病;另一方面,疫情过后、百业复苏之际,艺术领域急需审视当下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和机遇,通过艺术创作者、艺术管理者、艺术研究者、艺术传播者相关思考的交流,回顾“疫情时期的艺术”,迎接文化艺术行业的再次起飞。

为此,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管理系日前举办了以“疫情时期的艺术”为主题的网络学术论坛,通过学界和业界的对话,共同分析和展望疫情背景下艺术发展的前景。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管理系主任杨红主持,艺术相关行业从业者、相关专业硕博研究生等近3000人次参与线上论坛。

线上艺术教育&艺考

黄昌勇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因为防控疫情的特殊要求,今年大规模的艺术考试不可能实行。教育部通过调查研究,包括征询各个高校的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方案。目前,很多学校已经公布了方案,决定其中一部分特别重视文化和人文内涵的专业很可能直接采取高考录取的方法,取消一些专业类的考试。

对于这一方案,社会上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反对的认为这样不利于艺术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我看来,这种艺考方式的变革不仅仅是疫情下必须的选择,同时也是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学术界对艺术和技术、文化和技术的关系,更多的是从批判的立场来反思,但是我们可能对它们正向的相互促进的关系思考的还不够。

线上艺术教育通过技术的介入,打破了高等艺术教育传统的一个模式,我认为这个传统的模式其实是代表了中国传统艺术教育的模式。

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更多的是感性的,它可能缺乏理性的总结、分析,以及逻辑的思维。以戏剧表演为例,通常的标准是老师来评判好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是他个人主观的标准。而线上艺术教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好的平台、条件与手段,让我们可以把这种好和不好做科学标准化的分析,甚至做数理的分析,做逻辑的分析。

除了从教育的形式与载体上带来一些转型之外,此次线上艺术教育还从艺术教育的思维与模式上迫使我们进行一些思考。比如这次线上艺术教育,我们给表演专业的学生大量的剧本和表演理论的书目让其研读,意外地发现这些训练促进了他们对艺术的思考。这说明,在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与基础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似乎更强调技能训练,而忽视了通识的教育、人文的教育和文化的教育。

疫情时期的艺术vs非艺术

金江波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

疫情的大暴发大流行,不仅可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健康观,同时可能还会改变我们对艺术的观念。艺术究竟是否对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参与和表达?

我认为,需要重点审视在这场重大灾难面前艺术家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也应思考,与历史中人类面临灾难时期的艺术创作大作相比,如今的艺术家们除了贡献了他们以抗疫为题材的创作作品之外,是否诞生了所谓的时代艺术大作?是否体现了艺术的精神与力量,乃至引发艺术新变革与浪潮?

古今中外,艺术创作在救亡和启蒙运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用,与社会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越战时期,不少视觉艺术家通过现实纪实等直观的影像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反战浪潮的产生,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战争退出。这也说明,在特殊时期艺术承担着社会本体的文化责任。这促使艺术家群体积极介入并发挥艺术特有的力量,为特殊时期赋予艺术抚慰心灵、振奋士气的社会功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大多数艺术家并不是直接接触抗疫现场来进行主题性创作,只是依据社会传播的照片和图像,再加上一定艺术化的表达来生产。这是一种遗憾,这种情况会把艺术的力量弱化于当前艺术的表达中了。缺少了深刻的体悟,自然很难提出艺术主张,更无法创作出赋予社会责任的艺术作品。艺术在事实与现实面前,显得脆弱无力。

艺术和非艺术是相对的,我们要用艺术的方式对非艺术的世界进行呐喊。同样,也要站在非艺术的领域中去审视艺术家的艺术行动。

疫情时期艺术的沟通&传播

陈岸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艺术史论系系主任

在疫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纪实艺术。比如形形色色的封城日记、纪实影像。它们和新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具有一种沟通情感的功能。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人把他的一些情感,通过艺术的手段表达出来,在另一个人心中唤起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艺术。他说,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改变世界,但我们只有在感动之中才能改变自己。在纪实的日记、纪实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之中,人们会受到感动,不仅取得了一种共情,而且使得整个情感受到了艺术的教育,有了新的信心和力量去生活,这个就是艺术的力量。

在疫情期间,艺术机构对网络传播的需求显著提高。比如,今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就搬到了网上,清华美院的一些展览也搬到了网上。虽然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以后线上的展览也会成为一个重要传播途径,毕竟大部分观众不能来现场。

相对于艺术作品的展示来说,非遗和非遗的直播则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传播优势。比如最近红遍网络的李子柒种兰草去做蓝染的这样一个视频。从种植兰草到裁剪衣服,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传播方式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让人们在感慨人生不值得一过的时候也能够有“悠然见南山”之感。

疫情与电影

蒲剑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艺术管理系教授

灾难在艺术创作当中也从来不缺席。关于灾难在电影中的表达,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全景式再现灾难场景,这在电影创作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类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灾难片。比如《传染病》《流感》《流浪地球》等。

第二种表达是书写灾难中的个人命运。灾难发生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可能会被改写,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随时发生在受灾人的身上。所以电影创作者将镜头聚焦那些在灾难中的普通人,通过人物的命运转折,歌颂人性的美好,赞美人类坚毅不屈的品格,鞭挞丑恶的现象。比如《泰坦尼克号》。

第三种是通过灾难拷问人性,完成救赎。在灾难中拷问人性、表现人性的挣扎、人类的道德困境、寻求自我救赎是一些严肃的艺术电影喜欢探讨的命题。比如电影《游客》《唐山大地震》。

这次的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通过新闻已经看到,有关部门开始组织剧作家到武汉去采风体验生活,要准备拍摄影视作品。我想说,我们的电影创作不能只停留在表达一种传统的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的主题,还应该更多地去表现从抗疫战士到普通民众面临生死的人性拷问。

靳斌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副教授

疫情期间,院线电影《囧妈》跟字节跳动合作在线上首发这个事件在我国电影发行放映行业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风波。前几天,又一部院线电影《大赢家》再次选择了与“头条系”合作,在网络进行免费播出。疫情之下的美国电影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原定在派拉蒙院线发行的电影《爱情鸟》改在了Netflix首播。还有环球影业的《隐身人》、索尼的《叠色战士》、皮克斯和迪士尼合作的《二分之一模仿》都改为了线上首映。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视频平台对传统院线的冲击越来越大,那么未来可能的发行方式到底如何变现?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什么样的影片适合在影院播放,什么样的影片适合在网络上播出。在我看来,分化发行、同步发行是未来发行方式的多样选择。特种电影是非常适合在电影院放映的,因为特种片它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有大量的特效,而这种独特的摄影体验只能通过电影院高投入的设备才能还原。非常符合网络传播特征的一些影片,在网络首播也会更为恰当。当然,对于影院和院线来说,还是需要不断的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在资源的重组整合,在盈利模式的多元化、硬件的提升、管理的完善等方面,要不断的加强创新的力度。

疫情与演艺

林宏鸣

上海大歌剧院运营筹备组组长

巴黎索邦大学博导

时至今日,现场演出几乎仍处于史无前例的全面停摆状态。据分析各种数据得出的不完全统计,国内第一季度已取消演出近3万场,包含剧场和大型演出,直接票房损失约20亿元。预计全年票房收入将比去年减少近半。

放眼国际,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取消整个3月的演出后,需承受每天17.5万美元的巨额损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年度预算为3亿美元,如今整季演出取消,预计将蒙受6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澳大利亚因疫情严重而取消了近30万场活动,直接经济损失达2.8亿澳元。

因为闷、宅和隔离在家,演艺机构和艺术家在疫情中的作为和影响,主要看在线内容及平台的作用发挥。打开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3月13日至31日,跨越60年的600余场音乐会录像在这个平台面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以柏林爱乐限时免费数字音乐厅为开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费城交响乐团、赫尔辛基广播交响乐团也推出了各自的在线音乐会。3月14日,在柏林爱乐开启免费在线音乐会的次日,上海交响乐团的四位演奏家,戴着口罩在上交演艺厅面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带来复工后的首场演出,观众的点击量达84万。3月20日和26日晚,上海越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先后在演艺大世界·云剧场亮相,最多一次观看直播的人次逾170万。艺术和艺术家的在线展示,或以高质量的品牌影响力吸引眼球,或以名家效应积聚粉丝,给处于疫情之中的万千乐迷、戏迷带来了抚慰人心的艺术之光。

刘京晶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副院长

疫情暴发以来,全国演出市场面临严峻挑战,多家文艺院团和剧场取消了演出。据中国演出协会数据统计,2020年一季度造成直接票房损失约13亿元,估算其他损失近80亿元。疫情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演出主办方虽不需要向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当予以退票,目前面临的很大困境在于退多少、怎么退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省市不同机构出台了各自不同的退票政策,退票受理时限不一、退票标准不一、退票程序也不相同。即使在统一办理退票的票务平台,针对疫区和非疫区的退票政策也不一致,因此产生了许多纠纷。

事实上,“退票难”长期以来一直是演艺票务的痛点。目前我国票务管理尤其是退票制度仅停留在行业自律规范层面,缺乏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明确退票的具体操作规则。此次疫情,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也是一次治理体制机制完善的契机。因此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积极作为,正视消费者的痛点和演出商、票务平台的需求,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探索退票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票务数据平台,推动演出的市场化发展,进一步规范二级票务平台,扶持演出市场健康发展。

姚新垣

陕旅集团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

受疫情防控的影响,景区、演出、酒店暂停营业,疫情结束后,旅游市场将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恢复期和缓冲期,受宏观政策制约,即使疫情结束,演艺市场依然需要恢复期,游客出行意愿受国民收入可能减少的影响,对演出经营收入将产生强烈的冲击。

经过市场漫长的冰封,游客对个别演艺项目的认知也会渐渐趋于模糊,这对于一些存在品牌定位不清晰、质量粗糙、目标客户不准确的演艺项目,将是致命的考验,优胜劣汰的残酷现实一定会加剧行业的重新洗牌。

疫情暴发对演艺行业的重创显而易见,与其期待着疫情拐点、市场回春,我们更需要问自己一句: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作为旅游演艺企业与机构,首先应加强内功,坚守演出品质不降低;其次要加大对高科技的运用,减少旅游演艺项目人员成本影响;第三要做好宣传工作,树立市场必定会恢复的信心,注重口碑传播,提高与受众的互动、联络;第四是维护客源渠道,与渠道商共商难关、共享利润;最后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政策支持,做好游客安全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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