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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书写疼痛,超越疼痛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舒晋瑜 时间:2020年04月28日 字体:

刘庆邦的文字耐人寻味。常常是一册在手,不知不觉就读进去了,不知不觉就读完了,时光如何从字间指缝流走的?他的书恍若一扇门,刚打开,里面有人轻轻一拉,你就进去了。

忘记是什么时候认识刘庆邦的。大概是他创作近四十年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那次会上林斤澜说:“我羡慕庆邦,他的读者那么多。我的读者不多,我的小说好多人说看不懂。”我看了刘庆邦的小说,也成了“那么多读者”中的一位,从此就把刘庆邦的作品纳入自己的必读书目了。

他是那么勤奋,不说早年间摘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也不说获北京市政府奖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长篇小说《红煤》,单说近年来陆续出版的《黑白男女》《黄泥地》《家长》,刘庆邦以蓬勃的创作活力不断刷新我们的阅读记忆。《我就是我母亲》让人感动泪目,又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我就是我母亲”?是因为长得最像母亲,还是母亲给予的生命?或者是因为母亲走了,他在延续母亲的生命和灵魂?刘庆邦娓娓道给读者的故事,像极了当年母亲病榻上对他絮絮的讲述。

厨房方凳上写出第一个长篇

刘庆邦的写作,是从写广播稿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农村的田间地头甚至农民家里有个小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和当地人写的批判稿。刘庆邦听来听去,发现那些大批判稿都是其他公社、大队的人写的。“我们公社也不小,人口也不少,怎么就没人写稿呢,我能不能写一篇试试?”萌发了这个念头后,他开始“写作”了。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原本是母亲纺线用的。黄豆般大小的灯头,灯影摇曳,母亲让给了儿子。他把稿子悄悄投进公社邮电所的邮筒,没想到几天后,沈丘县人民广播站真就播出了署名“贫农社员刘庆邦”的广播稿。

1970年,刘庆邦参加工作到了煤矿。为了向女朋友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趴在床铺上开始了小说创作。这篇六七千字的小说惟一的读者是女朋友。她觉得写得不错,刘庆邦就认为算是完成任务——他们的恋爱关系进一步确定了。

1978年,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开办,刘庆邦想起了自己早年的那篇小说,翻出来投给了《郑州文艺》。幸运的是,这篇在箱底沉睡了六年的小说,一拿出来就在头条位置发表了。

这一年,煤炭工业部办了一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先是把刘庆邦借调到杂志社,一段时间之后,干脆把他调到了北京。要评编辑职称,刘庆邦没有大学文凭,他决心靠写作拿到自己的“文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要写够10页稿纸,3000字,不能欠账。白天上班没有精力,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每天早上4点爬起来写作。怕影响家人休息,他就躲在厨房,厨房放不下桌子,炉台上也放不下稿纸,他在厨房里放了一只方凳,再放一只小矮脚凳,坐在矮脚凳上、趴在方凳上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断层》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如果说,当矿工时,刘庆邦看到的是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那么十几年的记者经历,他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既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胸襟,他的世界观都变了。

作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群体,刘庆邦也不例外。据他回忆,他那刚出生就赶上三年大饥荒的小弟弟,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家里人一直担心他长不大,后来果然在六七岁的年纪就死了。身为家中长子的刘庆邦知道后越哭越伤心,最后哭得昏厥过去。于是他母亲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心重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他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很可能就成不了作家。”在刘庆邦看来,说一个人心重,非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反而是积极的。“其实无论说心重还是敏感,关乎一个人的善良,还有对责任的一种承担。”

贴着人物写

刘庆邦的发祥地是《北京文学》。一茬又一茬的编辑和刘庆邦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刘恒最先向我约稿,他鼓励我放开写,敢于‘重炮猛轰’。林斤澜当了主编后,专门约我谈了半天,也要我接二连三供稿,写一篇,他给发一篇。他们当编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作者自信。”刘庆邦回忆说,和老作家林斤澜的交往,使他终身受益。有一段时间,他和林斤澜同住在北京郊区密云的一个小区里。两人每天早上都会去密云水库边散步。

林老对他说,一个作家的知音是难求的,几乎是命中注定的。该是你的知音,心灵一定会相遇;不该是你的知音,是求不来的。林斤澜知道自己的小说难懂,而且读者越来越缺乏阅读耐心,可他并不会去迎合读者,“他还是我行我素,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虽然时隔三十多年,刘庆邦还记得林斤澜指导他修改短篇小说《玉字》的情形。林斤澜认为那篇小说写的过程太多,力量平摊了。“他给我举例,说比如去颐和园玩,只站两三个地方就把整个颐和园都看了,不能让人家每个地方都站。他还说起和汪曾祺一起向沈从文请教写小说的事。当时沈从文一再说,贴着人物写。他要求我也要贴着人物写。”

“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刘庆邦记了一辈子。而且越写越觉得,这是写作者的惟一选择。那么,怎么贴?又如何写?刘庆邦说,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土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这些人物我们是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就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这一个“贴”字很重要,也很讲究。它要求我们理解人物,尊重人物,爱惜人物,而不是把人物当成一个随便摆弄的玩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人物脸上乱涂乱画。

在2019年出版的《家长》中,从登场到下场,王国慧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要人物,刘庆邦一路“盯着”王国慧,为塑造王国慧的形象下足了功夫。小说的功能是写人,作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得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写得有鼻子有眼,有心有肺,有血有肉,写活,写立体,能够立得住才行。如果人物形象是模糊的,让人无从想象,甚至连一个人物的名字都记不住,那就很难说小说是成功的。

“小说一开始,写得比较从容,舒缓,节奏似乎也比较慢。其实心灵的较量已经开始了,小说的弓弦悄悄地拉开了张力。较量包括多个层面,每一种较量都不轻松,都很紧张。”刘庆邦说,每个人的脸孔、手纹各不相同,人的性格也千差万别。每个人的性格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贴着人物写了,王国慧就立起来了,也为她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提供了文化心理的逻辑动力。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敏感点和关注点,刘庆邦的关注点在普通民众中。“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怀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写人,写人的丰富情感,写人性的复杂。只要写好了人性,人性生成的背景,以及人性里所包含的社会性,自然会呈现出来。”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是沉重的,现实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知不觉就写出了沉重的东西,这没办法。”刘庆邦说,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从来都不是喜悦的表现,而是痛心的表现。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心里为人类痛哭,也为自己痛哭。他想通过写作安慰一下自己,减少一点疼痛。谁知相反,越写越疼痛。

他的小说,酷烈者有,如《神木》中两次描写两个杀人犯的作案过程,《平地风雷》中乡村的残杀事件,《血劲》中写屠夫杀狗;柔美者有,如《鞋》《梅妞放羊》等,像现代田园牧歌般萦绕着;痛并快乐着的成长者有,如《少男》中缜密的心思如无边的春水。

他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则是基于深入采访的疼痛记录。刘庆邦陆续采访了矿难后职工家属,关注他们怎么战胜伤痛,面对生活。如果不写这部小说,他会觉得愧对矿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小说没有直接写矿难、矿工和矿井,而是着眼于“爆炸”之后矿工家属的日常生活。他希望能够超越行业,通过小说弘扬中华民族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自尊、牺牲、奉献等宝贵精神。只有坦然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民间苦难,才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急流依然顽强地存在,生命在承受苦难中依然坚韧地生长、开放。日常,诗意,哲理。书写疼痛的刘庆邦,在几十年的书写中逐渐超越了疼痛。

在写作道路上埋头耕耘近五十年,刘庆邦写着写着成了“短篇王”。他的小说,被王安忆拿到讲堂或论文中条分缕析当作范本;评论家李敬泽从刘庆邦小说中看到了小说悠远的文脉、自我审视,及对古老乡土的回望;学者李洁非则注意到了他的笔墨情趣和庖丁解牛般的神技。

多年来,刘庆邦的中短篇创作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他将中短篇小说写作者比喻为“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井下生产一线的采煤工和掘进工一样。在“长篇崇拜”的当代文坛,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刘庆邦却看到了短篇的“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就像一粒子弹,如果用手把它投出去,它不会产生多大力量。同样一粒子弹,把它放在枪膛里射出去,由于速度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力量要大得多。

“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它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刘庆邦将短篇小说的构想称为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

诚实写作,做人实诚

刘庆邦有一个观点,就是拿作品说话,做诚实的劳动者。

他认为,作家应该诚实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写作态度上,应该更加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最后是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多年来,他扎扎实实走访,踏踏实实写作,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煤矿工人,不止煤矿产业的现代化,更关注世道人心。他常常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深入到煤矿。有一次他去河北的一家小煤矿,发现那里还用骡子拉煤。他偶尔也走走“关系”,通过朋友介绍深入到国营煤矿,住在矿工宿舍里,和矿工一起排队买饭。靠着这种扎扎实实的“接地气”,虽然离开一线,刘庆邦仍能准确地把握到现代矿工的心理变化。

写作如此,做人也如此。林斤澜被誉为“短篇圣手”,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不过,这并不影响刘庆邦有自己的判断:“他的小说理性大于感性,批判大于审美,风骨大于风情。”然而在2007年北京市作家协会评选“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时,刘庆邦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了林斤澜,因为林斤澜一直寂寞前行,十年“文革”期间,宁可一篇小说都不写,也不写违心的作品。

在一篇回忆评选过程的文章中,刘庆邦诚实地爆料:作为第二届“杰出贡献奖”的候选人之一,自己一票都没得到。“当唱票者大声唱出刘庆邦零票时,我一时有些尴尬。但我很快就释然了,坦然了,这表明我没有投自己的票,而是把票投给了我尊敬的铁生兄。”那一年,史铁生以绝对多数票荣获“杰出贡献奖”。

刘庆邦作品的节奏大多先慢后快,先是“转轴拨弦三两声”,再是“铁骑突出刀枪鸣”。快到一定程度,再慢下来。小说《黄泥地》中房光东处理本家房国春上访一事,圆滑世故,还有些怯懦、冷酷。刘庆邦坦率地说,房光东身上有自己的影子。

这是刘庆邦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他对社会现实的所有批判,首先是对自己的解剖,对自己的批判。刘庆邦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致力于揭示和批判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一种对国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向鲁迅学习,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也许不少人都发现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刘庆邦的小说以黏性极强的黄泥巴作为隐喻,其寓意可想而知。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

去年8月出版的《家长》是刘庆邦贴着人物写作的典范,每一处细节都极为真实生动。

书中以王国慧为代表的中国家长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本事,日子比自己过得更好。要长本事,就得学习,就得接受教育。问题在于,太多家长不能正确评价或不愿正确评价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他们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精英的坯子,只管在高标准上给孩子定位。于是,他们不惜砸钱,不惜攀比,不惜钻窟窿打钻,不惜无情地对孩子施加压力,焦虑到近乎疯狂的程度。如果只是少数家长这样,倒也不足为奇,不足为虑。可当大多数家长都如此这般,那就成了社会问题。

“起初是我自己接受教育,后来我的儿子、闺女到了上学的年纪,现在我天天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刘庆邦说,在他身上与教育有关的经历,要比当农民和矿工的时间长得多,其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便你不结婚,不生孩子,跟家长也有交集,因为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家长。只要有家,就必定有一家之长,家长无处不在。”他说,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家家都念过难念的经。更让人痛心的,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的家长因对孩子持续施加的压力过于沉重,孩子不堪承受,最后酿成了悲剧。

刘庆邦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主要还是功利主义的教育,是应试教育,还是“学而优则仕”,一考定终身。大家认识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并不完美,也在反对应试教育。但由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教育文化还在影响着人们,约束着人们,使人们不但摆脱不掉应试教育,反而使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形成了一种合谋,使教育问题愈演愈烈,陷入恶性循环。

小说以教育为切入点,以教育为主线,还涉及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刘庆邦写到了矿工嫖娼、老师与学生家长私通、老师猥亵女生,还有打工者之间的苟合等,这都是社会性的生活内容。貌似游离了教育主题,实则这一切都与教育密切相关。

在他看来,很多人都认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现场,可践行的过程却五花八门,更有甚者,不忍卒看。刘庆邦说,他的母亲虽不识字,却是自己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人格方面的教育,比如诚实、勤劳,它们成了我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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